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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良: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

时间:2016年11月16日 09:23 作者:

     学习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我主要负责学科方面的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想法。这里,我想围绕前段时间的调查走访工作谈两个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第一,什么是学科、如何进行学科建设。第二,根据对学科的科学认识,来谈谈我校在学科建设中的相关问题。
  今天要谈的问题主要基于三个情况。首先,回顾十年来的发展经历,应该说我们对学科和学科建设内涵的认识逐步深入。但同时就学科建设这个主题,在校内外乃至全国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其次,当前国家要求我们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努力。学科是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基本构建单元和基层机构。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一流大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学校中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再者,在学习调研阶段,教师们就我校学科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也提出了许多好建议。这些意见和接下来如何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推进学校发展息息相关。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学科”的科学定义、学科成长与消亡的规律、学科间的科学关系,以及学科建设的内涵谈一些粗浅思考。我要预先申明,现在只是和大家交流我的认识,具体哪些该“为”,哪些该“不为”还没有结论,需要作认真细致的论证。
   一、学科的定义和学科的诞生、成长及消亡的规律
   在英语里,学科称为discipline (或subject,但常译为“科目”)。Discipline的意思主要指“教学”和“训练”,是对某种心智和个性的培养,或者是按某种规则进行生活,和我们现在一般所指的“学科”有所不同。《辞海》(1980)对“学科”的解释:(1)学术的分类;(2)教学的科目;(3)学术的组织。这与克拉克(B.R.Clark)的观点很类似。他认为,学科是专门化的知识领域。结合discipline的词义来看,学科的划分主要是为适应教学的目的而对知识的一种划分。
   1、学科是一种范式,主要为方便教学不得已而为之。
   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认为:“一门学科应有自己的范式(paradigm),即包括定律、理论、规则、方法和一批范例的有内在结构的整体。”“范式”包含了一些“专业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如在牛顿力学中,基本的元素包括基本的公式、特定的模型和一系列的范例。我们判定一门学科是否称得上“成熟”,就是看这门学科是否建立起较为稳定的范畴和系统的范式。而后在相当时期内,该学科的范畴或者范式里面的元素不断充实和丰富,这就导致了前、后科学的分类。如果它相当完善,那就是后科学;如果还不够完善,范式随着时间改变,那么属于前科学;如果没有明确的范式,就不能称之为科学,不能形成学科。以前的特异功能研究,没有明确的研究范畴,没有范式特征,从科学的严格定义来讲,它不能成为学科。当一门学科发现有些事实不能纳入原有“范式”,形成危机,可能会对原先的学科观念进行局部修正或补充,也可能产生科学革命,形成新的范式。这是从科学发展动力学观点来看学科的定义及其发展。
   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学科的另一重要动力是教学上的考虑。近代以来,科学快速发展,为了便于教学,人们不得不将所积累的知识进行分类,由此就产生了学科的概念。当知识的总量大大超过了个人的智力和寿命极限,我们不得不把知识分割成一个个狭窄的模块对学生进行教学。因此,我认为“学科”的主要含义是指“按教学和训练所定义的知识的分类”,即知识的条理化。学生在学习某门学科时,就是学习其“范式”,在“学科”框架里进行,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无更好的途径。恰如怀特海(A.N.Whitehead)指出的:“朝向智慧的大道赋予提供知识过程中的自由,而通往知识的大道则在于获取它时的discipline。”
  虽然学科的划分主要依据的是共同的知识基础和工作范式,但常常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学术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因素。坎贝尔(D.T.Campbell)根据分析结果指出,“将学科内容划入各院系具有高度的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事件的产物。”在看待一个学科的时候不要过分地固定,不要以为存在一个院系就一定代表了一个学科,往往一个学科的内涵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院系,学科所归属的院系往往是历史原因所致。前面表明学科的划分和知识的划分主要是按照教学规律,学科的划分还有很多另外的判断标准,世界上有多个体系来讨论怎么划分学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学科有自己的层次结构。在这些层次结构里,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有本质的差别。
   2、学科具有层次结构,基础学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们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这样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学科间的关系。
   学科间(Inter-disciplinary):两个或数个学科间的空白地带(在两个或数个学科均未定义的领地)。其特征是,按各个学科原先的定义,这些学科间基本不存在交叠(Overlap)。学科间的研究有助于贯通原本不甚相关的学科。
   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两个或数个学科间的相互重叠的部分。其特征是,这些学科间的交叠地带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可能采用不同的专业术语系统,或是保持各自传统的研究方法。说的同一个问题,但是用不同术语系统。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学科间有共同语言将提高研究能力,多种研究方法可能也随之而贯通。
  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数个学科间的全体,不仅包括学科间的空白地带,也包括交叠地带。其特征是,一个完整的集合,而单个学科只是其一个子集。开展多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当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复杂且覆盖面十分宽广时,仅靠单一学科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必须采用多学科的方法。
  3、学科有其诞生和发展规律。
  学科是一种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范式也会发生改变。社会的重大需求使知识被不断重新条理化,一系列新的学科因为人类对自然社会认识的加深而产生,有些学科则走向消亡。在自然科学中,除了一些最基础的科学外,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会经历一个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这里用“消亡”而不用“死亡”是因为其“消亡”的学科将以另一种形式得以重生、嬗变(trans-mutation)。有时原属于不同学科的知识组合后也可形成新学科,如纳米科学。有时新学科的诞生还跟科学家的矛盾有关。有一门学科叫物理化学,有一份美国化学会主办的杂志《物理化学》,后来发现物理学家来稿总是被拒,化学领域的人读不懂他们的东西,术语系统也不一样。美国物理学会就办了另一本杂志《化学物理》,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别很难讲。在后者上发表文章的好多人得诺贝尔奖,杂志地位得以确立。后来,两边的一部分科学家自己组建了一个新的杂志《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如果一个学科从种种迹象看都已接近消亡,不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它只有依据相对滞后的学科目录进行数据比较的意义。虽然我们在短期内进一步投入资源可能显示出在该学科上的优势地位,但从长远看,这反而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需求往往孕育着新学科的诞生。科学发展的前沿不断拓展,催生了一些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等。很多应用型学科因社会需求“应运而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一所大学,我们的专业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一种是保持原有学科的完整性。科学家有时候确实是保守的。当他走到另一个领域时会产生条件反射,认为这不是我的学科领域,于是就会退却,即使跨出去,在学科边缘上另一边的学科也会企图把他排挤出来。专业研究如果仅以保住原有学科为目的,甚至更严重的,个别有权势的学者为了实现自己“学术领地”欲望而形成“学科”,那么我们对知识进行合理分类和学术研究的目的就被异化了。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金伯顿说过:“任何形式的学术结构都不可能长久地满足我校的梦想与期望。”一所学校不得不随时代的发展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整个学术前沿的拓宽,另一方面是适应社会的重大需求。我们对此应保持清醒认识。
   一般来说,新学科诞生是因为学者对自然、社会和科学规律有新的探索和认识。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一批一流的学科,往往就是这些学校围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例如,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01年,在1918年大流感爆发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流感问题的研究。1926年,里维斯(T.Rivers)定义了病毒和细菌的区别,开辟了病毒学领域。1944年,艾弗里(O.T.Avery)和同事证明携带遗传信息的是DNA而不是蛋白质,这一革命性的论文导致了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发现,促进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洛克菲勒研究所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洛克菲勒大学,他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疾病与健康问题,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诞生了23位各类奖项得主。
  一个重大的综合研究项目有时往往可以催生一批相关新学科。围绕着1918年大流感诞生的学科还有人口统计学,重要的发明还有“盘尼西林”。而这些学科和重大发明从发现问题到科学研究到新学科的诞生,都建立在多位科学家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冯元桢教授建立“生物医学力学”也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从两仨个教授进行合作研究,到联合成立研究所并招研究生,再到成立系并招本科生,前后化了约15到20年时间。
  4、学科划分具有局限性。
  除了一些在学理上具有合理性的科学规范,学科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恰如我校俞吾金教授所指出的,在很多情况下,“学科的概念是一种人为嵌入的结构”。
  学科的划分对教学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对教育同时存在负面作用。虽然划分学科在教学的技术层面上具有积极意义,使知识条理化,但对教育(育人)的作用则常常是负面的,因为完整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割裂。学科划分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思维范式,从而获得探索未知世界的基本能力。科学探索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这应该是通识教育的内涵。为了降低学科划分的负面效应,怀特海提出两条教育诫律。第一,不要设置过多的学科,尤其不能盲目设立过多的学科“空壳”。我感觉在我校也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凡是所教授的东西,一定要教得透彻,使得这些概念变成学生自己的概念,且学生懂得如何运用这些概念,使他能够理解生活中的事件,作出判断,从中体验到发现的愉快”。我们尤其要认识到,如果把研究领域圈得越来越窄,把专业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形成学科“分家”、单科独进的局面,对一所旨在培养领袖人才的研究型大学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培养某一方面的专才并不是我们教育的全部目的。从教学的角度,我们强调专业与通识的平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更要清醒看到,知识被院系、学科分割后,一个个本来联通性很好的模块,其内部联系被打破,这对教育和学术研究都非常不利。
  学科的划分对学术研究也有负面作用。我们所遭遇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大多是综合性的、多学科的。而学科划分导致的领地观念,不利于不同学科的人员联合起来研究一些多学科问题。由于学科的划分,其中人员的学术态度和思维方式会形成定势,形成所谓的学科文化,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罗斯科(K.P.Ruscio)认为:“许多学术范畴都有自身的学术部落。”古代的部落之间常常会发生战争,不同学科间的争执也是屡见不鲜的。以至于克拉克认为:“如果社会学家走进英语系的大楼,即使没有受到英语学者‘充满敌意的弹弓袭击’,也可能会遭遇白眼。”这是一个玩笑,但这样的情况难免存在。物理和化学的学者研究生命科学问题的论文向生物类杂志投稿常常会被拒绝,然后不得不仍然发到物理或化学的杂志上。这显然对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甚至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划分也存在一定问题。马克思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受历史制约的暂时性,并且预言:“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学科分类方案都带有一定的荒谬成分。上世纪50年代末,英国的史诺(C.P.Snow)在剑桥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革命》的著名演讲,引起强烈反响。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两种文化,一极是人文知识所代表的人文文化,另一极是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两者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很难沟通。这种分裂和对立,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他呼吁让两种文化沟通,但是很难。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不得已而为之的)学科划分的结果,不要看得过分重。
  总结起来,我们不能过分看重学科的划分,学科的划分充其量主要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目录性的作用,规定了教学和研究的范围、领域;二是规范性的作用,指导人们认识和学术研究、教学和管理实践,因为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学科组织、制度、传统与文化。关于前一个作用,国务院学位办专门发文《关于学科专业目录的使用条例》,规定不能无限扩大目录的使用范围,也就是告诉学者们这不是在规定领地概念。
  二、从学科的科学定义和学校发展来看如何进行学科建设
  我个人觉得复旦的学科有两个基本特色。一是综合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2000年两校合并后,我校形成了以文理医优势学科为主干的研究型、以基础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学科体系。二是基础性。复旦是一所以基础学科见长,适当兼有技术学科的学校。由于复旦的学科文化以基础学科为主,因此我校工程科学的“团队文化”不够浓厚,工程学科在复旦的发展难度较大。有的技术学科教师感到受压抑,实际上只是学科文化上的不相容性。如何让比较自由的基础学科文化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团队文化贯通起来,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社会在进步,学校在发展,学科结构当然会不断调整。我校关于新学科的设立一直具有较强的“冲动”,但问题在于如何来发展新学科。一个学校总会产生新学科,也总有学科的消亡。通常,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里,新的学科(在实践中往往是新的院系)的设立需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学校的原有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是否符合科学前沿的发展态势,或满足社会的现实或潜在的需求?是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匹配、相适应,符合学科的合理生态?拟建的新学科起点是否高,是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一流水平?
  1、学科建设一定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一流的起点。
  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展。我们要保证一批优势学科首先达到世界一流,防止资源的过度“稀释”。要突出重点和特色,就必须有所舍弃。
  我先谈谈“有所不为”的实例。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州立大学由于投入增加而迅速崛起,高等教育竞争激烈。芝加哥大学在考虑如何保持一流大学地位的问题上,校长金伯顿(L.A.Kimpton)特别强调:“我们绝对无法容忍平庸,如果我们还想作为一个一流大学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必须拒绝它。一旦发现平庸,就必须及时清理。”他们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诱惑。我们对社会的服务不应该是“社会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简单的服务站式服务,而是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而提供的服务。原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也强调:“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持最最优异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这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最麻烦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冲动还是在扩张,怎样抑制这一冲动非常重要。田长霖还说:“把它变成世界最好的,其他的相应学科要做好配合。”金伯顿也有一句话:“好多人都强调他的学科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所有学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话,那就没有谁是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
  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G.Casper)在2002年说过:“普林斯顿大学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承受住了建立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巨大压力,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制。今天,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的数理化很强,他们设立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你要办新的院系吗?可以,你能不能达到跟我的数理化一样的水平?如果可以你就办。”所以它虽然保持了很小的规模,但基本上每一学科都在第一方阵。耶鲁大学至今仍没有工学院。耶鲁的理由是:“我们不打算在这些领域发展成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那样的规模,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在化学、电子和机械工程中的少数几个领域得到国际承认。”耶鲁在大学的发展战略上坚持质量优先和规模控制的原则,它始终如一地反对平庸化,坚持把所要设置的一切学科都办成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达不到这一目标的就坚决关掉。
  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到底是要大还是要强?大而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迫于资源的有限性,我们的选择是痛苦的,但必须选择。早在1891年耶鲁就开设了第一门教育学科课程,1920年建立教育系,但是该系长期达不到一流标准,终于在1956年被关闭了。耶鲁大学和复旦大学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耶鲁校长莱文(R.Levin)说,他看中复旦,是因为复旦不很大,而且有历史、有质量。这种舍弃的做法在国际上的著名大学中经常发生。斯坦福大学原有一所建筑学院,在全美建筑学院排名前10至12位,享有较好声誉,但斯坦福1969年撤销了建筑学院。理由有三:一是建筑学院规模很小,要开设一个大型建筑学院必须至少同时发展建筑学、土木工程等4个专业,投入很大,但当时美国建筑行业的就业情况并不理想;二是通过估算,觉得为了使该学院达到斯坦福大学所有专业排名都居于前5位的标准所付出的代价不值得;三是其友邻加州伯克利大学已有一所美国顶尖的建筑学院。最近,上海交大张杰校长告诉我,他们在全校64个学科中要撤销8个学科。建新的容易,撤旧的难。我理解,所谓撤销,不是把一批人赶出学校,而是把这些人更好地重组并充实到相关领域。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有所为”,特别是如何“为”的问题。如果“为”得不好,则肯定会导致平庸。关于如何拓展新的学科或组织多学科前沿研究,我也举个例子。早在1941年美国航空工业开始形成独立系统,普林斯顿大学工学院的领导者就预见到航空工业将会大大不同于传统工业。学校请航空界知名专家丹尼•塞尔进行专项调查研究,并采纳其建议成立了航空学系。这份调研报告不只是论证办航空学系的重要性,而是着重论证普林斯顿有没有条件办这样的系。在这个新学科的建设过程中,普林斯顿大学充分利用原先基础,将实践经验丰富的工业专家和理论人才进行科学整合,并一开始就确定了最高的目标。至今,这个系一直被评为全美最好的航空学系之一。
  我们在思考学科布局的时候,不应追求齐全、热门,而应该追求特色、优势和高起点。热门的东西很多,赚钱的行当也很多,要想全部做一做,最后会掉进平庸的深渊。复旦大学是富有理想和理性的,应当有自己的Mission和Vision。这是一流大学首先需要的东西。凡是与学校发展的Mission and Vision不相符合的,哪怕诱惑再大也能顶住。小孩看见别人拿着苹果吃不到,要么说苹果酸,要么在一旁流口水,这两者都是不理性的。学校也好,院系也好,在策划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向时,要有科学的预见性。要做的话,一开始起点就要非常高。复旦办事,要么不办,要办就要办最好,否则就没有必要。办一批三流的院系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必须在国际的视野下,在国内的立足点上,来判断这个学科的发展前途在哪里,明确一下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然后,在明确的使命前提下决定要不要搞。
  2、共同的“学科基质”要求我们用“大医学”的观点来思考医学发展问题。
  我这里讲的是整个医学,不仅指基础和临床医学,还包括公卫、药学、护理等学科。医学有非常大的、共通的知识基础,相互支撑性很强。我认为“大医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从医学的整体来加以把握。如何增强“大医学”的整体效能,又能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来发展医学学科成为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很严肃,我们还要做深入的分析研究。为加强医学各学科的内在联系、基础和临床医学等各方面的联系,学校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但还有很多要做。
  同时,在医学的某些学科领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重大变革会从根本上改变学科的面貌。如果不做相应变革,就很容易被淘汰。我们的医学专家说,现代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的变化翻天覆地,传统的外科学手段已经被微创手术、机器人手术等新技术逐步取代,流行病学、循证医学和转化医学等思想正在孕育着整个大医学的深刻变革。因此,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医学和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物理与化学,乃至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合作。
  在学位办工作期间,我走访了国内很多合并有医学院的大学,也曾到欧、美考察过,对各种模式的利弊做过一些思考。简言之,各种模式都有,各自都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教训。我们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解放思想,促进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产生新的发展动力。我的感觉是,必须从“大医学”的角度审视我们医科的学科格局和管理制度。目的在于,保证医学学科内部的内在联系,保证医学学科整体力量的体现,保证整个基础和临床医学研究的紧密结合,保证其他相关学科对医学学科发展的促进。
  3、学科文化的不同,要求我们对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评价方法。
  由于学科文化和学科范式的差异,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评价体系。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院系、一个学科、一个教授到底该怎样评价。我想,学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不合适的。让自然科学多写1万字很难,规定人文社科达到3、4万字则相对容易些,这两者的标准肯定不同。对教授的评价,最科学的是本系、本专业的同行给予的评价。这要求同行们有非常高的学养和道德素养。在操作层面上,很多政策是跟我们教师的综合素养联系在一起的。总之,学科文化的差别会带来对学术成果评价标准的差别。我们一定要针对学科的特点来改革和制订评估和评价机制,其中包括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考核考评指标。
  4、建立具有多学科特征的“独立研究机构”,以保持各相关学科间的连通性。
  现代很多高水平的大学均建立了一些独立研究机构。这些独立研究机构由学校直接管理,对学校直接负责。组建这些机构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不能仅靠头脑、纸和笔了。同时,学科必须交叉融合才能研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重大“智库”项目更是如此。第二,对自然科学而言,传统的院系实验室难以完全超越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科文化的界限,组织起对综合性问题的研究;对自然科学和医学等实验性科学而言,实验设备日益昂贵复杂,研究和操作人员不断增加,单个院系难以承受。因此,成立独立研究机构是为了保持相关学科间的连通性,加强多学科合作,以应对科学研究面对日益复杂综合问题的需要。
  学科划分要力图做到“分类”但不“分割”。一般的做法不外乎考虑三个要素。第一,设法保持各学科内容之间的连通性。借用统计物理学里的一个词叫“Ergodicity”(各态历经),即其状态的相空间都是连通的。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均能够做到“分类”而不“分割”。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架一些立交桥,一般在不同学科交汇的枢纽地带建立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心或者是独立研究机构。第二,在教学方面,一定要开设一些学科间课程来弥补学科之间的缝隙,从而使跨学科的领域尽可能采用(或设法统一)学术“术语”,构建所谓的“common language”。第三,在校内组织上,除了纵向划分的许多学科,还要设立一些横向“枢纽”性质的多学科、学科间的研究中心,以保证相关学科间的Ergodicity。
  为了避免(或弥补)原有学科划分的各种缺点,保持各学科的连通性,很多高校会就一些系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立跨学科的博士培养项目,来探索处于学科之间模糊地带的前沿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多通过建设一些共同课程或相对松散的组织,来激发学科间的共鸣。另一个经常采用的方法是在大学里建立一些独立研究机构。这个做法非常必要,也很有效果。下面我举两个例子。
  近30年来,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十多个不同形式的“独立科研机构”。这些机构面向问题、面向课题,以项目为导向组织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学生和学者共同参与。成立于1982年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目的是为相关学者建立一个与工商界人士、科技人员和政府官员商讨经济政策的平台。成立于1998年的社会定量研究所则是为社会科学领域提供定量研究和信息技术的平台。理科的平台因涉及大型仪器和突破传统院系实验室的研究范畴,形态上更实一些。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计划”(Bio-X)1998年启动,由朱棣文领衔,目的就是要把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工程和医学学科结合起来,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该计划除了组织综合研究项目之外,也把推进学科间的交流作为重要任务,如组织研讨会和学术报告、建立公用的核心实验室、发动相关院系讨论教学计划等。
  再如,芝加哥大学是一所十分强调发挥学科整体作用的大学。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支持,以独立研究机构的形式开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并各自取得了辉煌成就,“芝加哥学派”世界闻名。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努力与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城市社会发展理论,开创了城市社会学。同一时期,梅里安(C.E.Merriam)提出“新政治科学”概念,强调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使芝加哥大学成为政治学的学术中心。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诞生了24位诺贝尔和其他经济学奖得主,强大的经济学也为法学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以科斯(R.H.Coase)和波斯纳(R.A.Posn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者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使法律经济学成为新兴学科。
  再回到我校实际。前些年,通过“985工程”的建设,我校也新建了不少平台和基地,使学校的科研工作有了新的增量和交叉研究的平台。这些研究机构有些非常符合独立研究机构的定义。根据独立研究机构的特征,我认为要办好这样的研究机构,应注意四个要素。第一,平台基地是面对课题或项目的,应通过承接和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来增强我们的综合研究能力。如果平台内没有单一院系无法解决的项目和问题,或者多学科的人员仍然是各干各的,那么平台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第二,平台基地必须根据任务的变化动态地构建课题组。在这样的机构中,内部人员的流动是非常频繁的。如果内部固化,就表明可能没有真正的多学科共同研究问题的项目。第三,在国际上,所有独立研究机构的人员与原来院系的联系非常紧密,固定人员主要是行政管理和仪器技术人员。学校为平台基地提供相对于院系更好的仪器设备条件和研究氛围。随着研究项目的变动,它与院系间的人员流动是非常重要的。记得在构思平台建设的初期,秦绍德书记讲过,我们建立平台基地的目的之一,是要形成一种能够围绕国家重点项目、重大任务和重大问题能聚能散的科学研究体制和机制。我们当前的问题是,“能聚”不容易,“能散”更难。第四,由于平台基地的多学科特征,这就对平台基地的负责人提出很高要求。他要领导所有其他学科的人,对所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有相当的理解,对不同学科文化的融合起到推动作用。这将决定平台的成功与否。国外一般不赋予负责人过大的权力,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跨这么多的学科领域,通常都由几个委员会来制约负责人的决策权力。
  4、只有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才能真正产生高水平的派生学科。
  几乎所有的应用学科均诞生于基础学科。因此,基础学科的持久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基础学科不强,也就没有能力去组建其它新学科。我们学校的计算机、电子工程、力学、管理科学等实际上都是由我们原有的优势基础学科派生出来的,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派生新学科是基础学科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
  要发挥学科综合的整体优势和弘扬特色,对复旦来说,首先要加强文理基础学科的优势。复旦的历史表明,文理基础学科是新学科生长的源泉。如果不把基础学科做强的话,可能会面临后劲不足的局面。但这几年我们对基础学科的发展重视不够,面临队伍结构老化、年轻学科带头人缺乏、学科发展基础不扎实、特色发展不明显等问题,极可能出现优势丧失的局面。文理基础学科要寻找共同的学术语言,形成学术的共同体,这是复旦大学的内核,也是我们人才培养最为本质的部分。
  5、关于学科布局和空间布局。
  所谓学科布局,也是我们如何认识学科分类的问题。国务院学位办有学科分类目录,大学的学科发展也有延续性,学科分类好像不成问题。但既然新学科不断诞生,那么大学必然不断面临学科分类的问题,尤其在考虑大学院系组织结构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学科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时,往往分歧不大,但考虑到各学科内容相互连通的一面,考虑到人才培养整体性的时候,对于组织结构的设置会有很大争议。由于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结果,我不打算细论。在这里,我特别谈谈学科布局和院系的物理空间布局的问题。
  学科和学科间的物理空间布局十分复杂,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问题。在这次调研中,教师们反映的意见较多。我本人认为,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当年加州大学为了适应物理、化学的发展,造了相互联通的两栋楼。因为当时正好是量子化学快速发展的时期,量子化学是物理和化学交叉融合而形成的新学科,为了适应新学科发展的需要,他们才构建了这样一个物理空间的布局和结构,并为量子化学(结构化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我的观点是,学科布局与院系物理空间布局必须与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规律相适应。为此,我们正在制定解决问题的“路线图”,原则是长期规划、寻找时机、分步实施,切实解决院系的物理空间布局问题。
  6、学科发展与人才队伍建设。
  对有的学科来说,学科形态的改变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这里,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其中的一个侧面问题。例子讲的也是我们常会犯的错误。
  哈佛大学历史系一直是哈佛人文帝国的重要部分。他们一直自认为是哈佛品质最高的系科之一,一直担心聘用新成员“可能冲淡他们引以为傲的学术质量”,因此只聘请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这样的骄傲想法导致了不断的失败。在20世纪70年代初,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终身教授超过了哈佛,并且哈佛历史系助理教授数量也急剧减少,这导致开课量的减少和对新的学术地带的忽视,对学科研究中的新潮流,没有足够的反应能力。青年教师和学生纷纷转向其他学校。到1995年,对历史系的一次评估表明哈佛已经落后于普林斯顿、耶鲁、伯克利、斯坦福、芝加哥和密歇根大学。哈佛历史系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历史学科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金字塔形变为平顶结构。金字塔结构意味着一小部分杰出的学者和系所占据最高点,并得到普遍认可;平顶结构则意味着出现了更多的历史学派,每一个都作为一个分支领域,有着各自的顶峰。哈佛历史系的一些老教授在金字塔结构中取得过辉煌成就,但他们很难适应新的学科形态。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适应潮流,另一方面要根据这个学科的前沿形态来决定学科的人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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